郭松民★无名高地

做客千龙网（视频）

guosongmin — Tue, 29 July 2008 00:17:22 +0800

http://live.qianlong.com/live/news/2008/7/2488/9@2488.htm

《风云决》真的会是中国动画大片的“最后晚餐”吗?

guosongmin — Mon, 21 July 2008 18:48:31 +0800

国产动画大片《风云决》甫一上映，网上就有“唱衰”的声音。友人司马平邦不无忧虑地写到：《风云决》很可能是中国动画大片最后的晚餐，理由就在于，《风云决》有一点生不逢时，“两部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全民超人汉考克》同时在线，又因为《风云决》是道地的国产电影”，所以很可能会被PK掉。但《风云决》又一部投资规模超过许多真人大片，5年打造一朝公映的“巨制”，被整个中国动画电影界视为风向标，《风云决》赢，则这个产业还有希望，《风云决》输，则“就是中国动画电影最后的晚餐”。

老实说，尽管有很多网友陪着司马一起唉声叹气，但我却很有点不以为然，因为经验告诉我们，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说《风云决》能够决定中国动画电影业的胜负，这也未免太高看了它。《风云决》倘若能够风云一时，固然不错，但如果它因为功夫不济，被“熊猫”或者“超人”之流打得满地找牙，那又如何呢？难道从此中国人就不拍动画电影了？

带着几分好奇，我昨天走进电影院去见识一下“风云”，看过之后，更感到“最后的晚餐”之类的说辞，实在是太过杞人忧天了。我反倒觉得，倘若真的让“风云”和“熊猫”过一下招的话，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如果说功夫熊猫是一位穿汉服，讲英语的外国人，则“风云”就是一位穿西装，讲普通话的中国人，区别是明显的，但高下却无法判断。

从剧情来看，动画版《风云决》有点像电影《风云》的续篇，讲的是聂风和步惊云联袂打败雄霸后，又遭遇了另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傲决。他追杀“风、云”，以求两人体内的麒麟血，为“无敌决剑”开封，以此独霸天下。《风云决》总时长是90分钟，尤以武打镜头最为传神，据了解，这时因为在制作时，要先让真人武师打斗一番，然后再由画师根据拍下来的视频绘制成动画，其中一个长镜头，耗时9个月才画完，由此可见在动作刻画上的细致和较真。以我有限的欣赏体验，《风云决》的动作绝不逊于日本和欧美但动画大片，不仅不逊于“功夫熊猫”，也完全可以和《武士阿非》、《阿基拉》、动画版《骇客帝国》这些至尊级的动画片相媲美。

《风云决》的导演是来自香港的林超贤，林导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许多武侠电影常见元素的灵活运用上，镜头拍得非常大气，几乎让人忘了这是一部动画电影。片中的几个重要场景，如凌云窟、傲家祖坟等都很有气魄。在电影中，火麒麟所在的凌云窟雄浑苍凉，震撼人心；聂风与第二梦相遇的小镇，远山四围、水清如镜、色彩明丽、意境清幽。此外，步惊云的冷漠、酷帅恐怕也是每个男生所梦寐以求的“型象”。

从《风云决》的制作看，中国的动漫技术已是国际水平，但也正因为如此，其在内容上，主要上是在文化和价值上的贫困，也就显得特别的突出。片子尽管拍得很是唯美，但还是没有跳出香港武打片的窠臼，观众在欣赏影片的时候，虽然感受到了酣畅淋漓的视听震撼，但当走出影院之后，却会发现，头脑中还是一片空白，并没有留下什么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带给人们某种感动和思考，甚至是某种不安或酸楚，让人们带著某种依恋、忧伤抑或充满希望的感觉离开影院，而不是心灵的空白——在我看来，这才是《风云决》真正的软肋。

有评论说，“与来自美国的动画巨制《功夫熊猫》一样，《风云决》同样具有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的品质”。但我以为，如果今后的中国动画大片，不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下功夫，拿出属于自己的“绝活”来，则即便是走出国门，也难说不会被鼻青脸肿地打回来，说不定还会被人追到家里来胖揍一顿。从这个意义上说，《风云决》虽然不会成为中国动画电影的“最后晚餐”，却很有可能成为“最后晚餐的第一道菜”——端看“内功”能不能练得出来了！

郭松民答《记者观察》杂志记者问

guosongmin — Fri, 11 July 2008 21:56:04 +0800

“不知道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始终对突破自己的社会伦理底线的行为保持心平气和，无动于衷？一个民族不会生气，没有血性，究竟是好是坏？”——郭松民

知名评论员身陷“道德门”

文/本刊记者杨红岩
　　
范美忠，一位在地震灾害来袭时，弃学生于教室，独自逃跑的老师。因在自己的“博客”里公开辩解自己弃生逃跑行为的合理性，而被众多网民斥为“范跑跑”。
　　
郭松民，一位针对“范跑跑”言行，公开在《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表评论的知名评论人。因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公开辩论节目中，运用“无耻”“小人”等言论怒斥“范跑跑”置教师职业道德底线于不顾的言行，而被一些网民戏称为“郭跳跳”。
　　
一位原本是被抨击评论的对象，一位原本又是众多评论者中的一员，因为同时被邀请为“一虎一席谈”的嘉宾，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才走到一起。
　　
富有戏剧性的是，2008年6月6日，随着“一虎一席谈”对“范美忠逃跑言行”道德之争辩论节目的播出，“范跑跑”凭着现场表现的沉着、冷静，以及被一些人称之为“诡辩”的突出表现，却得到了更多人在网上的理解和支持；郭松民因为现场的盛怒之言和情绪失控，而被推向舆论的暴风眼中，“道德伪君子”“道德卫道士”等一堆大帽子向他扣来。舆论的风向突然从“范美忠弃生逃跑的道德之辩”转为郭范二人在辩论节目中的表现之争，郭松民一下从舆论的上风地带被推向下风地带的风口浪尖。
　　
一个原本严肃的道德问题之争，何以被一个电视辩论节目引向另一条歧途？辩中生变的舆论诡异之变的背后，究竟隐匿着电视辩论节目怎样的“潜规则”？身为资深媒体评论员的郭松民何以会因言惹祸，引来如潮恶评？我们又该怎样理性看待他在辩论节目中的失当言论？
　　
6月14日下午，在北京北四环边上的一个茶楼里，郭松民接受《记者观察》的独家专访，揭示这场风波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也道出许多在辩论节目中的未尽之言。
　　
记者观察：我们无意于为这场恶意“炒作”推波助澜，只是通过观看这个辩论节目，我们感觉你似乎还有一些未尽之言。
　　
郭松民：没关系，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我也会认真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
　　
记者观察：凤凰卫视把你请过去做嘉宾，是不是因为你关注这件事情时间比较长、参与讨论的比较多？我看到你在《中国青年报》以及你自己的博客等很多地方都发表了评论。
　　
郭松民：凤凰卫视邀请我,主要是因为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评论“范跑跑现象”的文章。说起来，我和凤凰卫视也算是老朋友了，因为我已经参加过他们的很多次节目了，但这次我发现，有时候老朋友也是靠不住的(笑)。
　　
我先把参加这次节目的心理背景给你讲一下。实际上，在参加这次节目之前，从心理上说,我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但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什么误区呢？就是当凤凰卫视邀请我的时候，我在内心深处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辩论的，范美忠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实在是黑白分明，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关键在于：如果你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辩论，不必辩论，那你就不该去参加这个节目，而你去参加了这个节目本身，就等于承认了这个问题是可以辩论的。这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辩论策略和态度。
　　
记者观察：你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郭松民：这件事儿出来不久，我就在关注。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范美忠应该成为中国精英的镜子》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这篇文章也可能成为我后来受到攻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很快就有人出来写文章反击，说我的文章在批评自由主义精英。
　　
实际上，我这里所指的精英，指的是那些在利益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和其相对应的是“平民”，我并不是在特指某一思想流派。我所说的“精英”包括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等方方面面的精英。我认为所有的精英都应该把范美忠事件作为一面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考虑自己太多了。

记者观察：他们把你提到的“精英”理解狭隘化了？
　　
郭松民：对。我觉得这种狭隘化的理解，实际上为后面的激烈争论埋下了伏笔，使争论具有了网络上两大流派之争的色彩，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记者观察：你当时没考虑把“精英”这个概念在文章中简单阐述一下吗？
　　
郭松民：因为无非就是一篇1000多字的评论文章，也不太可能详细展开。实际上我就是在说，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替自己考虑太多，就会成为范美忠，作为精英阶层的人应该多替大众考虑一些。后来，凤凰卫视找我参与节目，主要就是因为我写的这篇评论。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因为我和“一虎一席谈”的合作也不是第一次，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个节目的倾向性，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关注度还是不错的，观众很多，不管它的倾向性如何，毕竟还是一个很好的话语平台，你可以利用这个话语平台来表达你的观点，我就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
　　
记者观察：他们什么时间邀请的你？
　　
郭松民：参加节目录制的时间是周五，我是在周三接到他们一位编辑的电话。
　　
记者观察：辩论前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
　　
郭松民：对。时间很仓促，当时我还在外地出差，用一个军事术语讲，就是太“轻敌”了。
　　
但是，就这个节目而言，我还想说明两点：第一，最后电视播出来的节目和我在现场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记者观察：现场是什么样的感受？
　　
郭松民：我当时在现场的态度是非常激烈的，这大概和我认为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可辩性有关，当时我确实是带这一腔怒气参加活动的。因此我一开始就说：首先，你抛弃学生逃跑就是一种无耻的行为；其次，你逃跑了以后，反而认为这不是无耻，还用了许多美好的词汇来装饰自己的行为，这就又是一个无耻。一个无耻加一个无耻就是双倍的无耻，一个无耻乘以一个无耻就是无耻的平方。
　　

应该说，整个现场的观众，绝大多数是支持我的，真正支持他的人并不多。我的情绪和观众的情绪形成了一种“共振”的效应，这是我能够将激烈的情绪保持到最后的根本原因。我注意到，我每次发言以后，总会有很热烈的掌声。参加过这类电视节目的人都知道，节目现场有“领掌”的人，每次有人发言以后，“领掌”的人总会率先鼓掌，带领大家一起鼓掌。范美忠发言后，很多人只是在“领掌人”的引领下作一种例行式的鼓掌，而我每次发言后，总会有自发的热烈掌声。这是我在现场的一个深刻感受。但是，节目播出后的片子经过了剪辑，这个特点就不突出了。
　　

第二，很多现场观众的发言是支持我的。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节目录制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些观众都是电视台委托专门的“观众公司”，根据节目的主题请来的，因此这个节目的现场就有很多的老师。我印象当中，就有好几个看起来很柔弱的女老师站起来发言说，我们都把自己的学生称为孩子，在那种情况下，我一定会先救我的孩子们。还有一个老人，他自己写了一首诗歌，当场站起来朗诵，对我表示支持。

记者观察：播出的节目中并没有出现支持你的这两位现场观众。
　　
郭松民：所有这些都被剪掉了，播出的节目中，支持我的只有一个女老师。我们录制节目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但是，最后播出来的不到1小时，大部分都被剪掉了。

节目结束以后，很多观众要和我合影，要签名，要留电话，大家围着我非常热情，我也觉得说得非常痛快。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播出来以后会是这样一种效果。

记者观察：你发言的部分有被剪辑掉的吗？
　　
郭松民：有一部分也被剪掉了。我谈的比较温和的一部分没有了。比如我谈到的“你这种行为是可以宽恕的，不能宽恕的是你后来的表态”。
　　
还有，我想说一个细节。节目开始之前，我赶到的时候，范美忠已经到了，他站起来和我握手，这个时候我才认识他，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想和他握手，但是出于礼貌，还是和他握了一下手。节目结束以后，他又过来握手，我说：“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拒绝和你握手！”后来胡一虎过来和我说：“你看，他也是个灾民，也很害怕，还有点可怜，你还是和他握一握手。”在这种情况下，节目中才有了最后一个握手的镜头。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我在节目上的表现。
　　

很多人质疑，郭松民怎么连起码的辩论规则都不懂？其实大部分观众朋友和网友可能不太了解电视辩论节目运作规则。“一虎一席谈”实际上是开了电视辩论节目的风气之先，很多地方电视台也都开了这种节目，我也是这类电视辩论节目中的一个常客。
　　
记者观察：应该对这类节目的规则很熟悉。
　　
郭松民：对。实际上，所有这类节目的主持人或编导，没有一个会在节目开始前告诉嘉宾，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不能打断别人的话，使用字眼要文雅等等，编导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节目不够火暴。有的编导甚至直接告诉嘉宾，你可以打断别人的话，可以插话，字眼火暴一点也没有关系等。可以坦率地说，我参加过的这类节目中，辩论比这激烈的有的是，现场嘉宾拂袖而去的也有的是，而且不仅是凤凰卫视。大家看到火暴场面可能觉得很难接受，但这类电视辩论节目就一直是这么玩的，没有什么规则可能就是它最大的规则，只不过有的节目引起公众的注意，有的节目没有引起公众注意。

　　
记者观察：有人说，你这样是不是就做了电视台的工具了？
　　
郭松民：不完全是，应该是互为工具，嘉宾想通过这一平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电视台想通过火暴的场面来吸引观众，当然电视台的主动权要大得多，毕竟剪辑权在手。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插话，也许就没有机会来表达你的观点。而且，主持人很多时候还担心没有这种气氛。这个背景，可能是很多没有参加过这类节目的朋友所不知道的。
　　
追求激烈，实际上也是由这种电视辩论节目的性质决定的。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嘉宾和电视台之间的一种妥协。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希望辩论更加激烈。嘉宾呢，也要顾及自己的形象，但是，嘉宾要是完全温文尔雅，自己在节目中就会被逐步边缘化，而且你的声音也出不来。所以，大家就达成了一个妥协。
　　
但是一般来说，电视台会把一些最激烈的部分剪掉，不播出来，只保留一部分不太激烈的。我以前在凤凰卫视参加过的节目中，也有很激烈的。有的时候，是我作为很激烈的一方参与进去，有的时候，我对这个话题感觉比较平淡，态度就不太激烈，别的嘉宾很激烈，我就在旁边做一个敲边鼓的人。这种激烈的辩论节目，我见得太多了，经历的也太多了，所以，当时就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而这一次，当中最激烈的部分并没有被剪辑，这和以前的处理有些不太一样。
　　
记者观察：节目播出后的这段时间，你应该在反思这个事件吧？
　　
郭松民：我觉得电视台这么做是不对的，嘉宾在这方面妥协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不光要通过观点来影响观众，也要通过自己的风度来影响观众。
　　
但是，电视又是快餐化的东西，过于复杂，精细的思想，反而无法表述清楚。我刚开始参加这类节目的时候，事先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甚至写成很详细的发言提纲，但我很快发现，你在前期所做的大量准备，在节目中可能根本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在节目中把你的观点很细致、很系统地阐述出来，即使你阐述出来了，观众可能也不知道你究竟在说什么。
　　
像这样的节目，你只要能够提炼出一两个简洁明快、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观点就可以了。
　　
记者观察：那你针对这次节目，之前准备的针对性观点是什么？

郭松民：我当时确实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考虑，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没有什么好辩的，黑狗再洗也洗不白。我就是认为这种逃跑行为以及其后的自我辩护是非常无耻的，我持这样的态度，应该也和我曾为军人有关，军人最恨逃兵。

郭松民在凤凰卫视的未尽之言
　　
文/本刊记者杨红岩
　　
作为凤凰卫视的常客，某种程度上讲，他被自己的老朋友“涮”了；作为与范美忠进行辩论的辩手，他却是因为自己的“气涌如山”把自己给“打倒了”。但是，一次辩论的失态，是不是就该把他从一位理性的评论员，“贬损”为一个充当道德卫道士的伪君子？或许，他在公众面前一次表现的失败并不能埋没他骨子里潜藏的理性气质。
　　
记者观察：你就觉得范美忠的这个问题不需要辩论？
　　
郭松民：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辩论，当时太大意了。但是，我又被引入这场辩论之中，对观点的阐述却又没有能够充分展开。不过，该表明的观点，我实际上也说了。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和范美忠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在节目中反复强调，这是“底线”。实际上，范美忠一开始就想把我托得很高，他说“郭先生是这么一位具有崇高道德的人”，我说你不要把我托得很高，好让我上去就下不来。虽然我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但我的思路是清楚的，我认为在社会道德方面，要“严于律己，宽以责人”，尤其是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只能提倡和鼓励，我们不能强制别人，别人做不到，你也不好太指责他。
　　
但是，范美忠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他是正在上课的老师，地震来了，他说了一声“同学们不要慌”，自己却先跑掉了。后来，他后来在自己的博客中解释说，他“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

在这里，他就偷换了一个概念，把一个底线的道德偷换成了一个高尚的道德。因为在这一时刻，你作为一个老师，并没有任何人要求你去救别人，比如去救其他正在上课的老师，或者救你的校长，或者到街上去救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实际上，你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照看好你的学生安全，是你作为老师的责任，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任何一个老师，你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就等于接受了这份责任。

记者观察：范美忠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出于一种本能。
　　
郭松民：本能不单是逃跑，很多老师本能的反应是保护学生。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本能也有高尚和卑下之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主要谴责的还不是他的逃跑行为。
　　
首先，你接受教师这个职务，就应该尽职，包括照顾学生的安全，这个要求是无条件的，也许这个要求没有写到合同里，但这一要求是被一种不成文法或自然法的要求所规定，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当然，无条件的要求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做的绝对完美，因为有很多情况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像大地震、火灾，或者其他突然降临的紧急情况等，同时，我们也承认人性是有弱点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你可能做的不够好，甚至在地震发生时率先逃跑，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宽恕的。

但是，宽恕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在惊魂已定，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反思自己的行为，你要承认你的逃跑行为或其他失职行为是错误的、可耻的行为，最低限度，你要承认在危险来临的那一刻，自己没有把学生的安全排在自己的安全之前是错的。
　　

然而，范美忠的问题在于，他非但不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是错的，还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捍卫真理的一种做法。这就是非常可耻的，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方。因为此例一开，每个人都不难找到一个个人理由放弃自己的责任，社会就会变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连老师究竟是不是应该为学生的安全承担责任，都变成了一个可疑的问题。

也有人问我，如果当时你处于范美忠的位置，你自己能不能做得很好？坦率地说，我不敢百分之百的肯定我一定能做得很好。但是，假如我也逃跑了，那么跑到操场以后，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一定会非常鄙视我自己，认为自己当了可耻的逃兵。我会请求学生、家长和其他老师原谅我，我会承认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而绝不会像范美忠这样，把可耻的行为说成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有人说范美忠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大错特错。范美忠如果是诚实的，他就会承认自己的无耻的。他不敢面对自己的无耻形象，不敢承认这一现实，于是就找了很多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这是一种十分虚伪的行为。

这就是我和范美忠的最大分歧。

记者观察：但是，有人说你是道德卫道士，是道德伪君子。
　　
郭松民：如果我拿一个自己也做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那我就是伪君子；但是，我对范美忠提出的要求只有两点：第一，你要尽职；第二，在紧急情况下，出于人性的弱点，你没有尽职，你应该承认这是一种错误。这两点，我完全可以用来要求我自己，而且，我也可以向任何一个成年的公民提出这两点要求。所以“伪君子”的帽子我是不能接受的。

记者观察：在节目中，你的情绪很重。你是不是在知道范美忠这件事的时候，就已经在带着一种情绪？
　　
郭松民：是的。我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再成为问题，这就足以让人气涌如山”。
　　
范美忠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近年来一再出现挑战道德底线的人和事，甚至连要不要爱国都成了一问题，“范美忠现象”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个例子罢了。因此在范美忠问题上，我确实是想借这个话题一抒积郁。

我认为道德底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人类从蒙昧时代走来，从野蛮时代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混沌到开化，逐渐知道了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然后这个共识就成为一个底线，人类就以这个为基础上继续前进，然后再形成一个新的底线……，人类就是沿着这么一个不断提升的底线，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不道德走向道德、从动物走向人，并逐步进入到一个高品质的社会。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又回过头来讨论底线。本来已经是底线，已经是被超越的东西，又被以各种名目拿出来讨论，而且，一些掌控着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往往还振振有辞，破坏底线的结果，只能是社会倒退而决不可能是社会进步，所以，这就成了一个非常令人气愤的问题。
　　
记者观察：一个不该是问题的问题，还被拿出来激烈讨论。并且，现在的“风向”还发生了变化，针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理解？
　　
郭松民：怎么理解网友这样一种态度呢？首先，考虑这个问题不能离开我国历史的大背景。30年以前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在文革后期，衡量一个人如何，主要是看你的道德和政治觉悟。我觉得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本身没有错，但是，强行把一种少数人才能做到的高标准道德要求全社会都做到，而且要求的过急、过高，这就导致了普遍的虚伪——一些人的道德本来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假装有那么高，并通过这种假装获得了很多好处。
　　
文革后期，这种状况达到了一个极致，结果文革一结束就出现了一个“反动”，就像一个钟摆一样，从最左边“啪”的一下又摆到最右边——如果一个人敢于拿道德来批评别人，敢于提出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伪君子。
　　
我这里说的这个“反动”，并不含褒贬，只说明是一种相反。一个人只能说“我是个小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说他是个诚实的人，任何人都不敢再用道德来批评别人，我觉得这种状况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背景。
　　
我在电视上，对范美忠进行强烈的严厉的批评，这可能让一些人产生怀疑——你是不是在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人？你会不会是一个伪君子？而我当时在极度愤怒下，也没有像刚才那样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再加上电视台刻意追求激烈冲突的的剪辑效果，所以，才会导致这么一种风向的变化。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原来的假道德，就一定要走向真小人。难道我们只能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进行选择吗？我原来曾经写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还有一个真君子。我们都要努力做真君子。

同时我还要强调指出：有了这次在虚拟世界被围攻的经历，我也意识到，互联网上确实存在一批“职业网民”，也就人们所说的“网特”，一定是有强大势力（并非指范美忠，他没有这个能力）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变换马甲发表特定言论，以制造民意汹汹的假象。原来有人写文章揭发这种现象，我还不太相信，现在我相信了。更具体的我就不谈了，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去看，去观察，去思考。
　　
记者观察：还有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既然“范美忠现象”存在着，还有许多人在支持他，这种“存在”的土壤应该是什么呢？
　　
郭松民：除了以上我提到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心理背景，还有一个原因是近三十年来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自由主义思潮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新自由主义者比较推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个理论强调“一个人只须追求个人利益就会自动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亚当·斯密的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斯密在做前一个论断的时候，他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违反道德——只有在尊重道德的情况追求个人利益，才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只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小化。但是，这个前提到了中国就被忽略了。
　　
以食品为例，我生产食品，肯定不是免费让你吃，而是为了赚钱，我们在市场上进行了交易以后，我赚到了钱，你得到了可口的食物，结果就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要获得这个结果，就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作为生产者，一定要遵守道德和法律，我不用假冒伪劣的原料，你作为消费者，要不使用假币，否则的话，我们交易的结果，一定是社会利益的最小化。

尊重道德这个前提，亚当·斯密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西方有基督教背景。而到了中国，这个前提就被忽略了，很多人反而觉得道德成了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束缚。结果导致大家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还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风派人物非常多。当一种思潮居于主流的时候，很多人就盲目推崇，并以之相标榜。现在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中国思想界、传媒界的一种主流思潮。很多并不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的人，也以自由主义相标榜，然后，把自由主义推向极端，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范美忠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很多“风派”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总算找到了凸显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好时机,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

在这里我想顺便对自由主义的朋友提一点忠告：风派人物曾经毁掉了中国的左派，现在他们又在用同样的方式毁掉自由派。请仔细想一想，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提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写出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去争取和捍卫自由，像范美忠这样把个人的苟且偷生看得无比重要的人，真的会为自由而献身吗？他的所作所为真的会为中国自由主义增添荣誉吗？如果一个强权要求在“自由地去死”和“活着但必须成为奴隶”之间进行选择，那答案不一定是选择做奴隶吗？既然这样还侈谈什么自由？

记者观察：你在辩论的时候，用了一些敏感的字眼，现在有很多人在攻击你这个问题，当时，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郭松民：首先，我要承认骂人是不好的，但也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点辨析。
　　
什么是骂人？骂人就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做一种否定性的评价，或者是一种贬损性的评价。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应该否定一个人的人格，我们应该承认人和人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
　　
人都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要否定一个人的自然属性是很难的。对于社会属性，我们就要做一点分析。一个人的人格是否和我们平等，这取决于他是否遵循了这个社会的底线，如果他遵循了这个底线，我们就不应该否定他的人格，如果他没有遵循这个底线，我们就不能承认他的人格和我们是平等的。
　　
范美忠突破了这个社会的底线。我们说社会的底线是尽职，但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后也不认为他应该尽职，而且还把不尽职说成是完全正确的——这就突破了底线，我们就可以对他的人格做一个否定性的判断。

骂人的事，从来都有。孟子就曾经因为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自私性格而痛骂他为禽兽，即“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鲁迅先生也曾经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现在我们也在骂那些强奸女生的教师为“禽兽教师”，而且在媒体上都以大黑体字标题标出来。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骂人，而在于骂的是谁？为什么要骂？一个人的言行突破他之所以为人的底线，那他就是畜生，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记者观察：最后，针对这个节目本身，以及你和范美忠之间的过招，你自己还有什么最想说明的地方没有？

郭松民：我想强调一下当时我为什么会粗暴地打断校长的连线。像范美忠这样的逃跑行径以及他后来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实际上已经使他处于不能继续被信任的状态，在他通过事实来证明自己可以为学生们的安全承担起责任之前，学校不能再粗心大意地再把学生交给他，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而范美忠的行为会给孩子们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校长在联线中的发言，明显地是在偏袒范美忠，这就让我怒不可遏，为一个缺乏基本是非感的校长而愤怒。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私立学校，校长很可能同时就是这个学校的老板，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商人办学，而不是教育家在办学。他之持这样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之愤怒也就是多余的。

也许我一开始的判断是对的，我不该参与这么一个辩论。正是我的参与，把这么一个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了。像这种情况，他挑衅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如果全社会都不去理睬他，都鄙视他，这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

采访将要结束时，郭松民提出想通过《记者观察》澄清网上对其个人生活的一些谣言。他说，网上有人发帖说他如何富裕，捐款却如何吝啬等等，其实全是谣言。别的不提，单以“私家车”来说，他唯一的一辆“私家车”就是一辆“永久”自行车。

张宏良：美国利用外资，中国被外资利用

guosongmin — Thu, 29 May 2008 20:26:58 +0800

今天美国银行又以2.42元低价收购中国建设银行60亿H股,按照目前6.65元市价计算,美国银行今天当天就获利超过250亿人民币。虽然这250亿不过是席卷中国金融业所获巨额财富的九牛一毛，却已超过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不要说什么这是美国银行行使期权，当初确定2.42元期权价格时,建设银行的H股股价已与现在相当，并且当时美国银行以0.94港元获取了190亿股,获利更是超过千亿。而建设银行的国内发行价是6.45元，高于对美国银行发行价6倍多。本国人购买本国股票却要比外国人支付高达6倍以上的价格，全世界绝无仅有。只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只是建设银行如此，中国所有股票发行都是如此，中国石油的内外发行价更是相差10倍，所以中国石油一上市，美国巴非特就赚了数百亿，瑞士瑞银集团也赚了数百亿，而投资中国石油的中国股民却被套资金接近3千亿，相当于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的10倍。

旷古未有的惊人暴利吸引了全世界的金融大鳄聚餐中国，已被外资控股的中国平安准备一次圈钱1600亿的计划更是刺激了国际金融大鳄的巨大胃口，他们已不满足于廉价收购和控股中国公司和银行，而是要在中国发行股票债券直接圈钱，中国已接受了国际金融大鳄这个要求，媒体主要是证券类媒体对此开门揖盗的主要解释就是：国际金融大鳄进入越多，国家金融就越安全。这无异在说,入室盗贼越多,家产就越安全。

2008年的中国啊，我们承受的灾难已经够多了！

第四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又要开始了，与前三次不同的是，这次美国刚刚出台了阻挡外资进入金融领域的管制法案，他们穿上了厚重的盔甲，却在脱掉我们最后一件裤衩。结果就是美国在利用外资，中国却是被外资利用。

我突然想起了历史名将左宗棠，他曾经仰天悲叹：一个李鸿章，抵得上十路法国大军。现在则是几只美国鹦鹉，就能影响中国70万亿金融资产的去向。

茅于轼可以安心上路了（转贴）

guosongmin — Sun, 25 May 2008 22:34:22 +0800

茅予轼可以安心上路了（转贴）

作者：斯巴达克

地震前几天茅予轼又发布了创新理论: “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

看到大灾大难中的万众一心，无私无畏,众志成城，我以为茅大师会羞愧得无地自容.自裁以报国人。然而我又错了。

今天打开网页,一个令人寒颤的标题映入眼帘:

“中学教师地震时率先跑出,称绝不会先牺牲自己”。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茅予轼.张维迎们胜利了。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北京大学终于孕育出畸胎。这个叫范美忠的，不仅形象与茅予轼酷似，理论更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茅氏鼓吹丛林理论.禽兽法则几十年，还未曾见过他拿自己的母亲来论证，小范超越老茅之处在于:

“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悲哀的不是茅予轼.范美忠之类在中国的存在，而是他们居然为人师表。茅予轼.张维应利用北大培育出了范美忠一类畸胎; 范美忠正在用他的理论（“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 ）和实践（连喊一声学生逃命的时间都不肯耽误而率先跑出！）教育着孩子们。试想:

这一场大地震中,如果人人都是茅予轼和范美忠，不知道该又是怎样的一幅景像啊？！　　

茅予轼.张维迎之流能够飚升走红，是“白猫黑猫”理论的胜利;

范美忠一类畸胎的出土，则是茅张大师们的杰作。第三代好猫已修成正果，总设计师应该九泉含笑，弥留之际的茅予轼也可以安心上路了。　　
               　　
附原文:

中学教师地震时率先跑出称绝不会先牺牲自我　　

http://news.QQ.com　 2008年05月25日02:36条　　
      　　　　　　　　　　　　　　　　　　　　　　　　　　　
新快报记者陈杨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近日，北大毕业后在四川一所中学教书的教师范美忠这番地震后的“表白”在天涯论坛掀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认为，地震了老师先跑了是一种本能，无可厚非。但范美忠还要“洋洋自得”地自我表白，实在不明智。

网友“五岳散人”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事范先生做的不能说是错的，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也没问题，但你在这里说出来并且洋洋自得，虽然有言论自由的底线管着很多人想抽人的冲动，毕竟是件异常傻的事情。
      　　

事件回放地震了老师先跑了　　

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论坛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地震时所做的一切以及过后的心路历程。
      　　

据描述，范美忠当时正在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上语文课，课桌晃动了一下，但范根据对地震的一些经验，认为是轻微地震，因此叫学生不要慌。但话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
      　　

“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后来，范美忠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等了好一会才见学生陆续来到操场，随后他与学生有一段对话：
      　　
范：“你们怎么不出来？” 　　

学生：“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
      　　
范：“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接着，范美忠对一位对他感到有些失望的学生说道：“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范美忠写道：“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这些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论坛上炸开了锅。
      　　
范美忠：牺牲是选择不是美德　　

事后，范美忠又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并对网友的部分问题做了回答：我这些话在回去上课之后还会跟学生说也会跟其他人说。告诉学生也告诉其他人，你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从利害权衡来看，跑出去一个是一个！
      　　
昨晚9时27分，范美忠在天涯回应了网友的指责，他表示跑之前自己确实该喊一声，“下次有经验了。但不希望有下次！” 　　

他说：“尚未跟更多学生特别是当时在我班上的学生深入讨论这件事，尤其没跟家长讨论，他们如果骂我我绝不介意！我希望听到学生家长的真实想法。也许这样对判断我的行为和真正确立合理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及探讨出最合理的应对策略都是有益的。”
      　　

“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是什么样的？

guosongmin — Fri, 02 May 2008 12:14:57 +0800

在2003年春夏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网络争论中，有位北大副教授写下了《致美国兵》一诗，对战争中的美国表达了无保留的支持，他在诗中无限深情地大声呼唤：

“……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次呼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是这首诗的画龙点睛之笔，但这种“亡灵”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却并没有清晰的感性认识。现在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无数的“亡灵”已经产生，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解决，这里就有两张伊拉克“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的照片，我将其贴在这里，算是这首诗的一个注脚吧！

其一、

其二、

还有几张，因为太过血腥，连我自己都无法承受，只好不贴了。

祖国网评论员：将抵制进行到底(转贴)

guosongmin — Wed, 23 April 2008 19:41:22 +0800

作者:祖国网评论员

抵制家乐福的行动，让法国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力量。虽然他们嘴硬，说没有影响家乐福的销售，而实际上法方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不久前还断然拒绝中国大使会见请求的萨科奇出面了，说是要永远和中国友好；于是法国参议长来了，跑到上海慰问金晶；于是法国九大公司在法国五大报纸表态，声明支持中国政府的一切政策；下一步，前总理拉法兰也要来，据说还带着萨科奇给胡锦涛的亲笔信……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抵制是有效的。精英们的媚外预言已经破产了。

      事已至此，后面该当如何？是继续抵制，还是到此为止呢？

      有人出来说话了：“要有容人的雅量，要适可而止。”甚至有杂志编辑邀约笔者就此撰写文章，但笔者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

      因为，抵制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还没有让法国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不能因为一次根本没有道歉的慰问、一纸不知说了什么的亲笔信，我们就轻易放弃抵制。只有让我们的抵制真正地触痛了那些反华的法国人，我们的抵制才算成功。也只有这样的抵制，才能让法国人和其他反华势力长记性，只有让他们长了记性，中法友好关系和中外友好关系才能更加牢固。在这种问题上，不能算小帐，而要算大帐，这就是一笔大帐。

      我们的一些同胞所谓的“雅量”，并不是真正的雅量，而是一种自轻自贱；我们的一些同胞所鼓吹的“大国风范”，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国风范，而是一种无原则的妥协退让。东郭先生的教训，众所周知，在此无须赘言。让我们听听另一个寓言性的故事吧：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韩国人，站在一个日本人面前索要战争赔偿。日本人给每人拿出了10万日元，中国人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拿着钱下馆子了。而那个韩国人不依不饶地继续索赔，日本人又给了他100万日元，韩国人走了，可日本人没料到，此人拿着这笔钱去商店买回一支枪，对着他高喊：“你赔钱！”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这个中国人太有点那个了。太容易知足的人、耳根子太软的人，是没有分量的人，是没有威严的人，是不可能赢得尊重的人，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如果把这个故事真实化，那么可以想象的是，日本人以后还敢欺负中国人，却不敢再欺负韩国人了。

      让我们再从中国的长远的经济利益看一看将抵制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大家或许不知，现在中国的大型超市领域，已经被外国控制了85％，这是极为严重的状况，笔者不知道世界上除中国之外还有哪一个国家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表面上，这些洋超市增加了我们的就业，提供了税收，而实际上他们减少了中国的就业，也减少了我们的税收。国际上公认，一个家乐福超市的设立，会导致周围5公里商圈（折算成面积大约78.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其他商贩全部破产。大树底下不长草，洋超市一家通吃的结果是别人没饭吃。中国行业商会的数据说，在中国的100家家乐福公提供了4万人就业，而如果没有家乐福，会有8万人就业。另外，洋超市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定价权，一头压低产品价格，让中国企业吃了很多亏；一头抬高出售价格，让中国消费者吃了很多亏。洋超市肆意抬高销售价格，已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他们还在中国开了一个霸道的恶例：向进场的中国企业榨取高额的进场费，只要进来就得交60万元！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厂家，必须向洋超市低头，这就是我们放纵洋超市垄断中国市场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无节制地不顾一切地扩大开放、优惠外资的恶果。借此机会，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不能把对外开放绝对化，不能再盲目地扩大开放，必须把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实行于我有利的开放。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大了。

      总之，我们抵制家乐福和洋超市，不仅是一种态度、一种义愤，更是一种理性，是摆脱经济压榨、夺回经济主权的需要，这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巨大战略利益所在。这是一笔大帐，是一笔理性的大帐。

      我们对那些麻木的人、患有软骨病的人、脑子不清楚的人、立场西化背叛祖国的人，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我们呼吁所有爱国者和善良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下去，而不要被那些友好的甜言蜜语和不值钱的便宜话所迷惑。被人狠狠地砍了一刀，又因为行凶者在伤上轻轻地吹了口气就轻易地了断，天底下没有这等便宜事。谁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谁就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谁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谁就必须买单付帐。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抵制还在继续，抵制应该继续，抵制一定要进行到底！这是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需要，是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需要，也是切实维护和增进中法两国友谊的需要。

张宏良：空前的困局，辉煌的明天

guosongmin — Fri, 18 April 2008 22:27:23 +0800

张宏良：空前的困局，辉煌的明天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民族的悲剧命运也会反复重演。面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各种组织竭力煽动民众，把中国妖魔化为世界公敌的空前反华浪潮，我们才发现，我们远远低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巨大胃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仅是要借奥运会敲诈中国，强迫中国为西方国家的信用危机买单，通过控制中国金融来控制中国经济；其更大的目的是想借奥运之机发动“街头革命”，控制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仅仅是经济要求，那么博奥论坛中国银监会主席关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承诺已经满足了对方，西方国家似乎没有必要继续推动全球反华浪潮，可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全球性反华浪潮愈演愈烈，并且如美法德等国已经不是一般的妖魔化中国，而是动用了整个国家力量在进行全民总动员，这是二战以来极其罕见的全民总动员。这就不得不让人要问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到底想干什么？

显然，西方国家在针对中国准备一场战争，一场新形式的战争，就是在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用持续不断的妖魔化来影响和刺激各国奥运会参加者的反华情绪，特别是对其中3万名各国记者进行思想强化训练，待8月份世界各路人马聚齐北京后，一声哨响，潜入北京的各类反华势力，经数月洗脑鼓动而十分狂躁的西方运动员、教练员、记者等，再加上极富知名度和号召力的国内美国鹦鹉，中外人士合流走上街头，立刻把北京变成一座骚乱城市，只要政府不敢武力镇压，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下台举行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大选；要么接受傀儡地位，任凭西方国家随意摆弄。不可能再有第三条出路。如果说上次西方国家发动的是鸦片战争，那么这一次西方国家发动的就是奥运战争，虽然这次奥运战争不像上次鸦片战争那样充满炮火硝烟，但是就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长远影响来讲，远远超过上次鸦片战争，特别是战争的结果完全不同于鸦片战争。

改变战争格局的，是海外华人掀起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如同国内外所有政治力量都没有料到会是海外华人掀起这场自发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一样，更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到这场自发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的伟大意义：它避免了中华民族一场亡国大祸！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世界历史证明，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是抵制和挫败西方国家“街头革命”唯一有效的方法，如同“街头革命”是现代政府的天然克星一样，群众运动则是“街头革命”的天然克星。道理很简单，如果军警镇压“街头革命”形成流血事件，镇压者就是世界公敌；相反，如果是群众运动扫荡“街头革命”形成流血事件，策划者就是世界公敌。所以，当普京总统的10万青年近卫军严阵以待，准备对美国民主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发动的颜色革命大打出手时，美国立刻放弃了策划多年的颠覆普京政府的计划。这次西藏骚乱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尽管政府没有动用武力镇压，甚至连一个持枪士兵都没有，仍然被西方媒体妖魔化为大规模镇压流血事件，美国议会和欧洲议会还专门通过反华决议进行谴责。相反，如果当时不是政府出面恢复秩序，而是群众组织出手平息藏独骚乱，无论发生多大冲突，由此形成的流血事件也肯定会算在美国头上。美国最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所有国家发动“街头革命”之前，首先用民主法制的绳索捆住当地政府的手脚，则无论当地政府力量多么强大，都将必死无疑。“街头革命”＋民主法制＝政府垮台，是美国打败天下无敌手的成功秘诀。“街头革命”可以聚集反对力量，民主法制可以阻止军警镇压，二者相加必然是政府垮台。苏联，东欧，中亚及世界各个地区，都是被美国如此搞跨的。

传统的国家力量在“街头革命”面前，没有丝毫威力和作用，苏联的核武器能够反复毁灭地球数次，面对“街头革命”只能束手就擒；南斯拉夫的凶悍让历史上所有强大帝国都无可奈何，同样在“街头革命”面前四分五裂；到目前为止，除俄罗斯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脱“街头革命”的毁灭性打击。俄罗斯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就在于俄罗斯是唯一敢于发动群众的国家，是唯一摆脱了民主法制束缚的国家，当时以“纳什”（俄语“我们”的谐音）为主体的俄罗斯群众组织，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完全一样，以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为主，声称“一旦有人闹事他们能连夜赶到红场”，“用武力同敌人进行斗争”，“绝不让俄罗斯成为美国殖民地”，他们经常在网上公布那些有可能带头闹事的美国鹦鹉名单，运用公开舆论进行批斗，并且懂得进攻是最好的防御，遇有国家重大活动，就包围美国大使馆，防止美国街头革命专家乘机捣乱。在俄罗斯群众组织的强大威力面前，那些美国街头革命专家只好逃之夭夭、望洋兴叹。可以说，如果没有俄罗斯群众组织掀起的爱国主义运动，俄罗斯早已成为美国“街头革命”的牺牲品，普京总统恐怕也已沦落为莫斯科街头的出租司机，俄罗斯丰富的石油森林矿产等资源恐怕已完全被外资控制，俄罗斯议会更不可能出台捍卫民族利益的法律。就在中国银监会宣布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第二天（3月28日），俄罗斯议会出台了禁止外资进入俄罗斯能源行业的法律，让所有中国老百姓羡慕的眼珠子流血。面对俄罗斯这一法律，再看中国那一座座落入外资手中的矿山，那一个个落入外资手中的产业，那一个个落入外资手中的银行，所有血性尚存的中国人无不生出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悲凉感觉。到现在我们才明白，八十年代初向全世界承诺“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深远历史作用，正是“永远不搞群众运动”这一亡国口号，对内打开了腐败闸门，对外打开了国防大门，同时把中国置于了内腐外侮的可怕状态。就以这次奥运会为例，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自发掀起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恐怕奥运圣火传递早已夭折，一旦奥运圣火传递夭折，将会更加激励西方国家直取北京，潮水般涌入中国发动“街头革命”，届时，奥运会倒计时就会变成中国政府的倒计时。

海外华人自发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向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就是如果西方国家一意孤行，在北京发动“奥运革命”，结果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引发波及全国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但是，西方国家能否像对待俄罗斯“纳什”（俄语“我们”的谐音）运动那样，认真对待来自中国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信号，却很难预料。西方国家之所以惧怕俄罗斯的“纳什”群众运动，是因为俄罗斯的群众运动是普京总统支持和领导的，能够在俄罗斯境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国内那些受美国指使的右翼势力具有极大威慑力。所有闹事者只要闻听青年近卫军出动了，立刻就会鸟兽般恐慌四散，大家知道，群众不是军警，打了也是白打，不仅是白打，甚至连被打的伤口都会成为叛国者的印记。所以俄罗斯国内外敌对势力才会放弃“街头革命”的打算。

与俄罗斯情况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群众的爱国主义运动完全处于自发状态，非但是自发状态，甚至还处于非法状态，所以目前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才会发生在海外，而不是发生在国内，即便海外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也被看作是文革极左思潮没有彻底清除干净的结果。30年来西方国家之所以操纵中国学术界的美国鹦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地妖魔化群众运动，其奥妙就在这里，敌人越是恐惧什么，就越是希望对手放弃什么，八十年代以前，把美国等西方国家搞得最焦头烂额的就是群众运动了。中国文革一声炮响，全世界爆发了群众运动，美国黑人运动放火烧了数十座城市，法国红卫兵大学生沿街构筑军事堡垒，意大利红卫兵大学生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去一枪给毙了······，由此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民权时代。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吃够了群众运动的苦头，所以文革一结束，西方国家便操纵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对群众运动持续30年的不断批判，并通过立法把群众运动列为头号犯罪。

其实，群众运动和“街头革命”完全是同一个东西，这本来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传家法宝，过去我们凭借这个法宝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却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拿了过去，换了个名字叫“民主运动”和“街头革命”，同样用这个法宝打遍天下无敌手，最终打到了我们自己头上，可谓是猫教老虎虎伤猫。在此我们再次遇到了那个衰老的身影，共和国所有劫难几乎都与那个衰老身影有关，随着西方魔影的日益迫近人们才发现，捆住中国手脚的所有绳索都被那个衰老身影打上了死结。眼前的劫难就是一个悲愤例证：群众运动是对付“街头革命”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中国却是世界上唯一严禁群众运动的国家。这就使国内全体爱国群众陷入了无比悲惨的历史悖论之中：要么成为爱国暴徒，要么成为卖国汉奸，此外再没有第三条道路。中国历史上许多汉奸就是这样造成的。可以说，假如没有那句“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历史承诺以及由此衍生的诸般法律，目前中国海外华人运动就会和国内爱国主义群众运动连成一片融为一体，迫使西方国家放弃对中国的新型战争，形成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历史跳板，21世纪将由此开始形成中国人的世纪。然而，海外华人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国内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的非法性，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矛盾的信号，美国等西方国家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信号，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如同足球比赛中需要某队获胜才能出线一样地开始了被动等待，再次陷入了义和团前夕那种复杂的历史困局。

本来，如果没有把群众运动看作是洪水猛兽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环境，矛盾十分简单，就是中国政府领导的人民群众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本质是同国际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之间的矛盾。可是，严禁群众运动的政治法律环境，却人为地把矛盾变成了西方国家、中国政府、中国民众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历史上的悲剧循环再次上演：洋人制约政府，政府制约百姓，百姓制约洋人。目前洋人对政府的致命打击已经出手，百姓对洋人的民间抗战也已火山般爆发，唯独政府还没有任何反映。政府之所以没有任何反映，是因为目前民间抗战还只限于海外，示威游行、集会抗议等都还没有波及到国内，国内最大的举动就是手机短信抵制家乐福。国内没有爆发大规模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并不是政府压制，而是西方国家还没有在国内进行“街头革命”的尝试，一旦奥运会期间发生“街头革命”，被西方国家掠夺30年所积压的巨大愤怒就会天崩地裂般爆发出来，伟大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的熊熊大火就会在瞬间烧遍全国。到那时，中国政府将会面临巨大历史考验。

中国政府的态度，将决定21世纪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最终会以什么形式收场，是超越俄罗斯“纳什”运动的历史喜剧，还是重演义和团的历史悲剧。它不仅直接决定着这场奥运战争结局的胜负，同时还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千年国运，决定着未来世界政治文明的基本走向。只是在大结局到来之前这段历史剧的导演不是我们，总策划和总导演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华民族只能等待后发制人的历史机会。在注定要贯穿整个21世纪的世界三大族群的历史搏杀中，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先是以反恐的名义重创了伊斯兰族群，现在又以反共的名义打击中华族群，试图把中华族群也变成一盘散沙的伊斯兰族群，以便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完成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对世界的最终统治。奥运会便成为征服和肢解中华族群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才说奥运战争的结局，不仅关乎中国，同时也关乎世界。

日渐迫近的奥运战争，将会把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聚焦于天安门广场奥运会倒计时的巨大指针，除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动放弃这一新型战争，否则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发动这场新型战争。而要他们主动放弃这一历史机会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自己感觉到不仅无法打赢这场战争，甚至会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性结果。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无法估量的最大灾难，就是“街头革命”失败而导致毛派共产党人上台，这是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结果，一旦形成这种结果，将是“街头革命”发动者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最大罪行。盎格鲁·撒克逊的那些金融寡头和少数政客十分清楚，一旦毛派共产党人上台，别说肢解中国统治世界的计划会化为泡影，甚至连对本国的统治都难以维持，因为以大众经济大众政治为内容的新的世界变革正在动摇着寡头统治的社会基础，此时如果毛派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成为新的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寡头统治世界的时代将会彻底结束。

2年前我们在《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就曾经断言：“无论西方国家在中国发动什么颜色的革命，最终都会演变成为一场红色革命”，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中亚等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曾经有过文化大革命，有过全民参加的街头革命大演习，整个民族都受过街头革命的实战训练，特别是那些经过文革淬火的造反派，天生就是街头革命的超级大师，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街头革命的老祖宗，和他们相比，美国那些散发着奶油味儿的所谓街头革命专家，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甚至连小巫都算不上。以理性和谋略见长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绝不会忽略这一点，他们绝不会主动打开潘多拉盒子，释放出已被锁紧30年的毛派幽灵，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一类中国政府，唯独不能接受一个毛派中国政府。这是他们所有对华政策不可突破的根本底线。所以，在避免毛派重新上台这个问题不能做到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宁可暂时放弃“街头革命”或者说奥运战争的计划。

从这个角度来说，届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否发动奥运战争，将完全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和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政治能量的判断，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除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和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的崛起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他们对中国下手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和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已成为美国动手肢解中国前唯一有所顾忌的政治因素，这也表明了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和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正在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明复兴的新的民族复兴力量。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坚信凭借其所操纵的各种国际反华势力，所控制的中国汉奸买办势力，所豢养的处于中国各个关键位置的美国鹦鹉，能够赢得未来北京“街头革命”的胜利，他们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奥运战争。届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街头革命”将在北京爆发，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街头革命专家，将会与天生的群众运动领袖展开生死大搏杀。无论期间中国人民会付出多大代价，最终都将一定会赢得这场奥运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凤凰涅槃的历史升华，在世界东方再次升起一个干干净净的崭新中国，以更加广泛的民主，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加干净的人文环境，重建世界政治文明，和各国人民一道，把世界纳入符合天道天理天良的和谐发展轨道，彻底废除支配世界数百年的兽性发展规则，让人性的太阳照耀世界每一个地方。

不过，就目前来讲，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加自信，敌人的自信，主要来自于他们相信能够动用中国的国家力量对付中国的爱国力量。目前法国驻中国大使就威胁要动用法律手段对付抵制家乐福的行为。法国大使的威胁让中国所有爱国者都脊背发凉。要知道，这不是企业竞争，而是两国交恶，是两国之间的新型战争，两国交恶的一方居然自信能够用对方国家的司法力量来惩罚对方国民的爱国行为，这不能不说是该国国民最大的悲哀，也是世界上很少国家的国民能够体会到的悲哀。他今天自信能够用对方国家的司法力量来惩罚其爱国的国民，明天就会更加自信地用对方国家的军事力量来惩罚其爱国的国民。如此的嚣张傲慢，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期间的日本大使，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感叹对方有理由嚣张傲慢，为这位法国大使鼓掌喝彩的，就是中国百家媒体百位名人对抵制家乐福的齐声讨伐。其实，中国老百姓抵制家乐福，不过是如同受害妇女紧了一下裤腰带，就这么一个纯粹是弱者本能的下意识保护动作，就被中国百家媒体百位名人骂作是德日意法西斯民族主义。真想请教一下中国这百家媒体百位名人，中国人到底要怎样做才不算是法西斯民族主义？外国人外国公司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外资几乎吸干了中国所有资源，致使中国再也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流，再也找不到一口可饮用的水井，至少有数百万中国妇女的裤腰带可以任凭外国人随便解开，落到如此悲惨地步的苦难祖国，竟然还要被她所养育的子孙骂作是法西斯民族主义，你们还有没有做人的最基本的天良！

就拿眼前的家乐福超市来说，中国人应该做的不是什么抵制问题，而是应该彻底关闭。法国总统萨克齐在竞选时就一再承诺，一定要让大型超市牢牢控制在法国人手里，把大型超市看作是法国第一战略产业。大型超市可以通过对生产和消费的两头定价，随心所欲地掠夺所在国的社会财富，低价掠夺生产企业，高价掠夺消费者。中国去年以来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就是来源于大型超市的涨价狂潮。由于外资已经在中国大型超市中形成了绝对垄断地位，通货膨胀便成为外资大肆掠夺中国财富的公开合法手段。如果情况倒过来，是中国公司垄断了法国超市，法国大革命肯定会再次爆发。超市已经成为外资插在中国身上的巨大财富吸管，而这个吸管的发动机就是通货膨胀。可以说，一个超市，一个银行，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经济主权的两大战略产业，目前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如此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超市，并且正在控制中国银行。每一个遭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人都要记住，你们的微薄收入是被家乐福等外资超市抢走的，他们掏空了你们的钱包，又指使美国鹦鹉说什么通货膨胀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要解决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改革银行，把银行也交给对方。如此高明的连环杀招，用《地道战》中伪军大队长那句话来说，就是“高，实在是高”，只是这种高明是通过中国的买办汉奸来实现的。所以，无论中国百家媒体百位名人主观动机怎样，在客观上都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勾当。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同样是抵制，法国从政客、议员到百姓都动员起来抵制中国奥运，却没有法国百家媒体百位名人出来指责法国是法西斯民族主义；而中国人抵制家乐福，马上就有中国百家媒体百位名人出来指责中国人是法西斯民族主义？同样是国家精英在同样事件上同样是对待祖国，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不同反映？你只要去比较一下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不同区别，比较一下二战后法国人对法奸和中国人对汉奸的不同区别，自然就会找到其中的答案。

大潮将至，所有政治力量和各色人物都会蠢蠢欲动，浮出表面，以保证历史的筛选无一遗漏；大潮之下，所有政治力量和各色人物都会显露出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华民族能够清洗得干干净净，又不至于清洗错误；大潮过后，冲走的只是肮脏的泡沫，留下来的所有东西包括每一颗最细小的石头，都是干干净净的沙粒。

还剩3个多月，那帮浑身散发着刺鼻狐臭味、双手沾满历史血腥的家伙就要降落北京，肆意享受13亿中国人民历时数年吐血准备的历史上最为丰盛的奥运大餐。如果对方吃完拍屁股走人，咱也就洗筷子刷碗，祛除满屋的狐臭腥味，然后再找刘明康看看咱家的“房契”有没有被人乘机顺走；如果对方吃完掀桌子扒房，那就正好做一个百年了断。中国与西方的百年恩怨，也该做一个历史了断了。

关于“样板戏”中的“人性”问题致友人的一封信

guosongmin — Sun, 13 April 2008 18:53:39 +0800

关于“样板戏”中的“人性”问题致友人的一封信

CY兄你好：

你看了我日前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谈话节目里，对样板戏所做的肯定性评价之后，表示不能同意。你的这个态度，我是完全理解的，毕竟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精英，一直都对样板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你我都不可能不受影响。

实际上，在整个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新世纪的前两年，我对样板戏和及产生样板戏那个年代的态度，都和你是基本一样的。直到有一天，我从一份过期的报纸上看到张维迎教授关于“特赦原罪”的讲话，我才如梦方醒，忽然意识到资产阶级在中国不仅已经重新出现，而且空前强大，充满了历史主动性。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刺激下，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文革的历史，才蓦然发现它并不像主流精英长期控诉的那样，是一场完全不可理喻的浩劫，而是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与合理性，包括样板戏。

你在文中说，“样板戏不过是‘下里巴人’”，这个判断我百分之百同意。样板戏当然是“下里巴人”，因为当时的口号就是为工农兵服务，要让工农兵喜闻乐见，本来就不是给精英们鉴赏的“阳春白雪”。据说到了七十年代，样板戏要拍成电影时，江青还明确要求说，工农兵的工作都很忙，因此电影不能太长，一律不得超过两个小时。可见，说样板戏是“下里巴人”，与其说是对它的一种批评，毋宁说是对它的一种赞扬了。

你在文中说，样板戏的“最实质问题”是“不许有爱情”、“不许有亲情”。应该说，你的眼光是准确的，我在事实判断上和你没有分歧，关键是如何解读样板戏中的这种现象？

正如我在电视辩论中发言时所指出的那样，样板戏里贯穿的核心价值，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这个世界的既定秩序对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含义和对压迫、剥削者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从前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面对的是制度性的不合理，他们当中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可以通过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使自己上升为老板的方式得到“解放”，但作为一个阶级，则除非打碎整个不合理的制度，就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这就要求每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人，都必须把整个阶级的政治利益，放在个人情欲之上，否则的话就等于在客观上帮助了压迫者、剥削者。马克思曾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概括了其中的逻辑：“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工厂里的工人集体进行了罢工，那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工人来说，他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举措，莫过于此时去上班，因为这无疑会得到老板的最大奖赏。但在其他工友眼里，他就是工贼，无论他有怎样急迫的理由需要这笔奖金，这种行为都是不能被其他工友们原谅的。

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反抗，如果不是政治性、革命性的，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一些治安或者刑事案件罢了，如果是政治性的，则就必须让个人的情欲，服从整个阶级的政治利益，让“人性”服从“阶级性”。这种状况，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造成的，他们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相反，对于压迫者和剥削者来说，由于他们受到整个制度的保护的，所以他们面临的问题比被他们压迫和剥削的人要简单得多，他们无须违反、颠覆现行的游戏规则，只须充分利用现行的游戏规则就可以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会自动导致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任何一个资本家、地主对利润和地租的成功追逐，都会自己自动地转化成压迫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况且，在和被压迫、被剥削者所进行的所谓“自由交易”中，由于他们享有不言而喻的力量优势，所以“交易”的结果总归是对他们有利的。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提倡个人的情欲高于一切，甚至像《色戒》中表现的那样，阴道中的那点快感高于民族大义。

“个人的自由（包括情欲）高于一切”对压迫者、剥削者来说是一种兴奋剂，但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来（尤其是正在斗争或革命当中的）说，却是一种麻醉剂。因为只要相信了这一点，他们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他们中的个别人，也许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来使自己获得“解放”，但个人奋斗不能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反而会强化不合理的制度，因此整个阶级就更只能继续处于悲惨的境地，毛泽东当年看了电影《武训传》后十分愤怒，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样逻辑当然也会表现在革命的文艺作品中，这也是所有的革命文艺都会被人批为“没有人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样板戏中，它以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你所说的“两个不许”。

其实你没有注意到，样板戏中还有第三个不许，就“不许有仇恨”。在《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出于对南霸天的仇恨，违反作战纪律而开枪击伤了他，结果受到党代表洪常青的严厉批评，而洪用来开导吴的理论武器，正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样板戏的“极端”可以说是它的一种瑕疵，但也可以说是它的彻底。理论必须彻底才有说服力，也必须彻底才能够看出其价值。

你在文中说：“那些高度推崇样板戏艺术成就的人，往往强调样板戏的创作是‘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心血的结晶’，但不要忘了，恰恰是他们，还包括中国所有的艺术家，在那个年代都几乎完全丧失了自由创作的权利！”

对你的这个判断，我就只能同意一半了，因为在我看来，抽象的自由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具体的自由，即谁的自由？为谁服务的自由？在那个时候，为精英服务的自由也许是没有了，但为草根、为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自由还是存在的，关键还是一个立场、感情问题。

我这样说你也许会不以为然，一个可以作为反证的例子是最近三十年的文艺舞台。这三十年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们逐渐获得“自由创作的权利”的过程，但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工农兵基本已经被“横扫”出了银幕、荧屏、舞台，填补他们所留下的空缺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工农兵的形象即便出现，也完全没有了任何主体性，他们是委琐的、窝囊的、可怜的，要么在等待精英的启蒙，要么在等待精英的拯救。艺术家们虽然一提起“三突出”就全都表示深恶痛绝，但实际上，“三突出”依然是他们遵循的主要原则，只不过被突出的主要都是些精英了。

这些作品也决不像它的制作者声称的那样，是远离政治的，恰恰相反，大部分作品里面都充满了政治说教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微妙之处在于，正像他们可以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最大化一样，他们也可以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政治。比如“宅门”系列就告诉我们，剥削是有理的，财富都是“七爷”们创造的，他们个个精明强干，吃苦耐劳，而且义薄云天，还特别爱国；“辫子”系列则告诉我们，压迫是有理的，看看那些“康熙书记”、“雍正书记”们，个个勤政爱民，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百姓，人们不禁要问，这样好的皇帝为什么还要推翻他呢？

你在文中自我设问到：“艺术难道不能脱离政治、历史而单独存在吗？能的，除非我们忘掉历史、无视历史。”我知道，你的意思是由于文革历史的被彻底否定，因此作为文革产物的“样板戏”也应该被彻底否定。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两点：第一，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文革历史，基本上都是从精英的视角看出来的，因此这还远不是文革的全貌，更谈不上本质了；第二，文革由于对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在内的全面民主的真诚追求，由于对建立一个消灭“三大差别”的平等社会的执著努力，这使它登上了人类历史之颠，它超越了历史而不会被历史所超越——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只要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平等，文革对人类的启发意义，就不会消失。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时说，公社的原则的永存的。同样道理，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也是永存的。

你最后用人骨制造的“藏传佛教法器”来比喻样板戏，对此我只能说，恰恰相反，由于样板戏中所贯穿的价值观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如果这种价值观能够得到坚持的话，那“人骨法器”也就真的不会再现人间了。但问题在于，中国以否定文革为起点，把不平等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渐次进入了一个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弱肉强食为主要原则的虎狼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从逻辑上说，“人骨法器”的再现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它能够带来利润，如果再能够拉动GDP的话，生产并销售“人骨法器”就更是“硬道理”了。实际上，我们已经从血汗工厂里无数被机器轧下的手指、从黑砖窑、从带血的煤当中看到一点“人骨法器”的影子来了，更何况，如果三千万老工人可以被牺牲，如果一代少女的青春可以被牺牲，“人骨法器”这样的小玩意，又为什么不能被生产呢？这段时间，由于西藏的骚乱，盛产“人骨法器”的农奴社会，不是又被西方主流世界作为“西藏独特的文化”被要求尊重了吗？

CY兄，我说了这么多，相信也无法说服你，但如果能够给你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新的察角，那我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祝安好！

松民

2008-4-8夜

周末做客凤凰卫视、广东电视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guosongmin — Thu, 03 April 2008 20:58:49 +0800

周末做客凤凰卫视、广东电视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一、做客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

首播：周六（4月5日）20：00-21：00

回放：周日（4月6日）03：10-04：05 /周日13：00-14：00

二、做客广东电视台“现象七十二辩”：播出时间：周日（4月6日）21：15

三、做客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滨海广播：

　播出时间：周六（4月5日）12点首播，21点重播

下周日中午12点重播、晚间21点重播

播出频率：调频87.8兆赫，中波747千赫

3月16日做客广东电视台

guosongmin — Tue, 11 March 2008 17:59:33 +0800

3月16日做客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现象72辩”栏目，播出时间：21：15